十二卷：长沙
地点：长沙
时间：1942—1945
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
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！
第一章：老兵
01
刘奇，这是一个在家务农的抗日老兵，穿着一条宽大的蓝布裤子和一件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短褂。
县里在食道癌拉网普查中，发现他患有早期食道癌，要求他到县医院来接受手术治疗。为了确定发病部位，老师让我给他开了一张照片申请单。划价后，他回来给我们说，他准备回去了，身上也没有带够这么多的钱。老师要他预约一个时间，谁都没有想到他根本就不想做这样的手术。
“这是在糟蹋钱，我的身体好好的做什么手术？”
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，因为消瘦显得比实际高。
那年，他刚满六十，头发已经完全白了，满脸都是很深的皱纹。手很粗糙，夹着烟吸了一口，整个脸颊都瘪了进去。
大家都在给他说着不做手术的严重后果，国家花钱给大家做拉网普查，就是为了减少食道癌的死亡率……我感到他根本就没有听，只是静静地抽着烟。
“死并不可怕，活着比死难！”
他扔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了……过了一阵子，老师才告诉我，他是一个抗战老兵，身上有十来处伤和没有取出来的弹片。
一周以后，魏老师带信把他喊了回来。
他的手术，做得很成功。所有的费用都记在了特别病室里那个癌症患者的身上。
02
一九三八年八月，新十一师自昆明出发，徒步行军三千五百余里，历时两个多月，经贵阳至长沙。
那一年，刘奇只有十六岁。在贵阳，他没有报考中学，而是和几个学生参加了新十一师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，新十一师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，失守崇阳。战后，移师到湖南的醴陵接受整训。
一九四一年秋天，日军倾海陆十二万以上兵力，实施加号作战，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夺取长沙。
新十一师奉命转战于大云山、汨罗江和新墙河之间，艰苦备至。当时，在战役之初，薛岳让五个师陷在大云山的密林里动弹不得，完全落入了阿南惟几的算计……
后来，刘奇在住院期间给我们说起过当年的战斗：
“那时候，日本人离我们有几百米远。一大帮子几百号人，架着枪围成一堆一堆地坐在地上吃饭。
“我们连长拿着望远镜观察，突然问我用机枪能不能打到。我刚点了点头，连长就下命令开火。一时间，我们连所有的武器都向日本人扫去。
“日本鬼子反应很快，机枪一响他们马上丢下了饭盒，拿起枪就散开隐藏起来，伤员也不管。过了十几分钟，日本人缓过气来，架起枪炮马上就开始了反攻。小钢炮轰轰地朝我们砸过来，一个战友的头被炸飞了。
“不到半个小时，我们就顶不住了。连长下命令撤退，弹药手想把枪筒抱走，可枪筒里的水都开了，枪管都打红了，哪里抱得走？
“受伤的士兵痛得在地上哇哇叫，认识的就背上他一起走。
“排长被飞机的子弹打穿了后背，到处是血却不知道有几处在冒，只剩下了一口气……
“连长背着他拼命地跑，幸好日本鬼子没有跟着追过来。排长口渴得不行，刚到一处有水的地方停下来，他就断了气。
“这一仗，我们连死了四十多人，部队都被打散了。
打从这时起，我就没办记得长官和战友的名字了。打光了又补充，没法补充就调入其他的部队。有些战友，第一天刚刚认识，第二天一上战场就没有回来。
战场上到处都是死去弟兄的尸骸。没有担架队，伤员送不下去，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等死、断气。
“坦克上来了，我们只能用人绑上手榴弹，用命去换。十有八九，靠近不了他们的坦克。
“你刚一露头，机枪就打了过来。等坦克冲近了一些，后边的日本鬼子又把手榴弹丢了过来……
“还有就是用机枪，换上钢芯弹打坦克的链子。就算打断了，作用也不大。一次，步兵班的三个兄弟，拿上手榴弹冲出去想把打坏链子的坦克炸掉。刚跃出去几米，就被机枪扫倒了。”
到了四四年五月，日军抽调了十个师团的兵力，在武汉和岳阳之间，又集结了二十万人。
这次，向湘北的攻击，同样既猛烈又突然。新十一师奉命死守醴陵，天天与敌短兵肉搏，督战官张天举阵亡，余建勋师长负伤。听病室里的其它病员讲，战事一起刘奇的连队就被冲散了。他伏在草丛之中，看到日军对我们的伤兵一一过刀，身负重伤的连长突然醒了过来，想跃起来扑向敌人，被一刀劈去了大半个脑袋……脑浆和血喷到了刘奇的脸上，又热又凉……
部队减员太快，补上来的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年青新兵，所谓的战斗不过是驱羊喂虎。
03
一九四四年，日军为了挽回败局，精心准备了这次“一号作战”。
这是一场纵贯中国南北的大战役。日军总共动用了五十万兵力，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所有记录。这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，亦属史无前例。
其战略目是：一要摧毁在中国大陆上的美国空军基地，防止美国空军袭击日本本土。二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，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。三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，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和能力，逼蒋媾和。
战事一起，上百万的中国军队，一触即溃，一退千里。
短短八个月，日军如入无人之境，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和贵州。
在这场战役之中，三十多万中国士兵和上百万的平民伤亡，丧失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，丢掉四个省会，一百四十座城市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。
总结战况，使蒋介石发出了这样的慨叹：“一九四四年，对中国来说，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。我今年五十八岁了，自省平生所受的耻辱，以今年为最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