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：天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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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究天人之际，是中国一代代思想家永恒的追求。

　　 正是对天命和人道的不懈思考，确立了我们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文化基石。

　　 春秋晚期，正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。在殷商统治者那里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与至上性。

　　 自西周末年以来，随着恨天、骂天思潮的出现，传统的天命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三代以来的神权政治观念也受到了强烈的反思与批判。

　　 孔子说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并对自己的一生这样总结道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细读《论语》可以发现，孔子的天命观，经历了一个由信仰、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，表现为从敬鬼神而远之转向到在大自然中去体悟天命：“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于是孔子以“不怨天，不尤人。”的态度，周游列国，诲人不倦……以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。”的精神，努力践行着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人生使命。

　　 这就是《礼记》上所说的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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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在孔子看来，人和自然是浑然一体的，人性有其自然基础。

　　 他说：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：智者动，仁者静；智者乐，仁者寿。”他还谆谆其语：“夫水者，启子比德焉。遍予而无私，似德；所及者生，似仁；其流卑下，句倨皆循其理，似义；浅者流行，深者不测，似智；其赴百仞之谷不疑，似勇；绵弱而微达，似察；受恶不让，似包；蒙不清以入，鲜洁以出，似善化；至量必平，似正；盈不求概，似度；其万折必东，似意。”

　　 观江河，孔子体悟到了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

　　 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：“孔子在《论语》里，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、智、圣的生命领域。”

　　 这就打开了从人的内心去领悟天命和天道的思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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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《中庸》开篇就对此总结道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

　　 孟子在《尽心》一文里面说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”孟子还进一步把天命的定义为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”所谓“莫之为而为”，就是自在自为的意思，具有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目的性，即自然的目的性。所以孟子又说：“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”

　　 所谓“莫之致而至”，就是不请自来意思。该怎样理解这种无法摆脱又无法抗拒的宿命呢？孟子认为：“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们真正无法摆脱又无法抗拒的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，即内在的天性。所以只有尽性才能知天，才能赞天地之化育，与天地参。

　　 这样，孟子就为自己的人性论，找到了宇宙论的根源。

　　 从创生万物的大自然和谐中找到了人性善的基础，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孔子的天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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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，本着厚生爱民的文化传统，人性问题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核心的问题。

　　 关于人性的理论建设，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学精神，而且系统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性善论。这不仅仅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确立了基础，也为我们的生命确立了希望和意义。

　　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，这是人异于禽兽的根本特征。

　　 孟子在《告子》中指出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……”又在《尽心》中具体地将善解释为：“仁之于父子也，义之于君臣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智之于贤者也，圣人之于天道也。”仁，与身俱来是性，义，根植于万物之理是命。性命，其性其命都是“天之所与我者”。

　　 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今恶死亡而乐不仁，是犹恶醉而强酒。”

　　 孟子坚信人性本善，人人平等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人人都应该以此为本追求崇高的品德和美好的生活。

　　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人都是尧舜，人心没有邪念，社会没有罪行。孟子认为：“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……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还严正地说：“太甲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’”

　　 所谓“放其心”，就是放纵自己，违背人性。究其原因，在主观上是自暴自弃，无所进取；在客观上，是由于人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权利得不到保证。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有过一场文艺复兴运动，那也正是近代西方重树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一场大革命。而孟子在波诡云谲的战国时代，就独立探索并完成了这一思想飞跃。

　　 人性本善，不是通过观察社会现象而得出的科学规律，也不是通过考查古今人物而得到的统计数据。要体会到人性本善，只有谛听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。对苦难的怜悯之心；对罪恶的义愤之情；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……回首历史，放眼世界，油然而生的悲天情怀和忧患意识，都是它的生动表现。

　　 纳仁入心，肯定了人的价值，是孟子重大的理论建树，超越了先贤孔子的泛泛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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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孟子人性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　　 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在《原道》里说：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，无待于外之谓德。……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杨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”

　　 宋儒程颐也说：“周公没，圣人之道不行；孟轲死，圣人之道不传。道不行，百世无善治，学不传，千载无真儒。……”

　　 哲学家劳思光也对此总结说：“孔子代表中国儒学之创始阶段，孟子则代表儒学理论之初步完成。就儒学之方向讲，孔子思想对儒学有定向之作用；就理论体系讲，则孟子是建立较完整之儒学体系之哲人。”

　　 在孟子看来，德性是上天赋予人的良知本性，是人生命中最珍贵也是最美好的东西。保持善性并不断升华，是人人都应该身体力行的使命和理想。

　　 那些自觉担当起这个使命的仁人志士，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：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